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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行渐远的乡村风景
发布时间:2012-07-10 16:27:31

    浙报记者徐贤飞通讯员周建福张宁李小波方镖杨远航

    那年,学校里流行小碎花的连衣裙。一问,知是街头刘师傅家做的。于是,缠着母亲去做了件,尔后穿着美美地去上学了。往后每次经过时,总会往店里瞅瞅,看看是否又出了新款式。

    跟着流行走到今天,便早已忘却了街角的裁缝店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,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,行业的更新换代越来越频繁,许多传统的老手艺和老用品正在消失。曾经贯穿于乡村生活的老手艺店铺和摊位,已经渐行渐远。

    但总有某个时刻,我们会想起那抹风景,和风景里的故事。也总有一些人,孜孜不倦地在坚守这片风景。于是,恰如张爱玲笔下的青葱少女,白发满头时,依然不忘桃花树下的一瞥。

    远去的,终将要远去。唯有轻轻地问一句:那些风景,还在那里吗?

    打铁铺:单锤独唱

    火星在锤子下飞舞,本应是两人搭配的活儿,王金泽已独守多年

    铺外,骄阳似火。炉里,火烧得正旺,印在王金泽的脸庞上,红通通的。他取出火红的铁块,抡着锤子,“哐当哐当”地敲打着。铁块在锤子的重击下,扁了些、长了些,又被放回到炉子。

    这是位高个子的中年男人,身材魁梧。棕色T恤衫里,透出结实的胸膛。梅雨季雨水带来的清凉,还有墙根的一把大电风扇,我们没看到王金泽的汗水。但每次从炉子取出铁块时,他都吆喝我们退后,火星在他的锤子下飞舞。

    “我都打了32年铁了,是跟父亲学的手艺。”49岁的王金泽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金华金东区岭下镇17岁的青春少年,跟打铁的父亲学艺。两年后,父子俩便在江东镇横店村开了个打铁铺。

    农耕时代的打铁铺,是农民最好的伙伴儿。锄头、柴刀、镰刀……哪样活计,不需要称手的工具。上阵父子兵,老王家的农具风靡江东镇。“那时生意好的,我跟我爸两个人忙不过来,后来还带了徒弟。”王金泽回忆道。

    世易时移,原本需要两人配合的打铁铺,王金泽已一人坚守多年。“打铁辛苦呀!夏天天热不说,做学徒每天抡着九斤多的锤子敲打,一天下来腰酸背疼,第二天就起不了床了。况且,这种手艺活,赚钱不多。”20年前,王金泽的二徒弟离开了铺子。

    打铁需要配合,无奈之下,王金泽把妻子培养成了“徒弟”,给他搭把手,配合着打。六七年前,随着妻子年纪增大,即使是用三四斤的小锤子,体力也跟不上,便不再帮丈夫打铁。铺子就由王金泽一人独自支撑。“好在我花一万多元买了个汽锤,现在粗坯都是汽锤打的,省力不少,一个人也能打。”王金泽说。

    现在的农村集市上,能买到工厂里生产的锄头、铁锹等农具,价格也比王金泽便宜许多。“店里新锄头卖70元,修把锄头48元,可集市上只卖30多元。”不过,找王金泽的农民,依然很多。

    跑了几十里路,婺城区雅畈镇和安村的田寿棠专门带着几把锄头,找王金泽修理加工。“集市里买的锄头,质量不行,没用几天,就钝了。王师傅打的锄头,用上一年都没事。”田寿棠说,现在好的打铁铺越来越难找了,年轻人都不愿干这活。像王金泽这样的,已经算是最年轻的打铁师傅了。

    “时代在进步,年轻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。打铁这技术,有人学,我自然愿意教。可没人学,工厂技术改进,锄头做得更好,也就行了。”说起打铁行业的未来以及打铁技艺的传承,王金泽更多的是坦然。

    剃头店:岁月无痕

    倪永潮说,一辈子为人剃头,等他老去时,想刮脸剃须,怕是找不到人了

    杨爷爷躺在理发椅上,剃头刀轻轻地刮在脸上。老人闭着眼,享受极了。

    老人快八十岁了,记忆当中,剃头都是找老倪的。

    老倪叫倪永潮,理发店开在金东区傅村镇傅二村,已有50年了。拐过两条热闹的街道,藏在一个小巷中。没有店名,没有招牌,两把用了50年、黝黑发亮的木制理发椅,便是最好的名头。

    老倪今年64岁了。14岁时,因体弱多病,母亲为他选择了理发匠这条道路。“那时候,剃头可不是什么好活儿。师傅很严格,头三个月,每晚都要练‘轻功’,点支香,手就放在香上边,蚊虫叮咬也要纹丝不动。”老倪回忆说。童子功果然非凡,老杨就喜欢倪师傅这点功力,“手放在我脸上,跟没似的,轻轻的,刮着舒服。”

    改革开放以来,流行趋势变化多端。这个村里的理发店,居然走到时代的前沿。看着店里挂着各个时期流行的女式发型,老倪骄傲地说:“这都没什么了。我是金华最早会烫发的。那时,金华只有国营的人民理发馆会烫发,我是第二个。义乌人不会,都跑到我这里烫头发。”

    那还是在分田到户前,大家都在生产队里赚几毛钱工分的年代。引领时代潮流的倪师傅,烫个头发就要1.8元。他理所当然成了村里最富的人,后来的万元户。“我这辈子的确没做过别的事,造房子,培养两个儿子上大学,资助儿子结婚、买房,所有的钱都来自这个店,都是在这两把椅子上赚出来的。”老倪说。

    半世纪时光痕迹,留在了理发椅的木头部分上,靠椅和坐垫已经磨得发亮了。时光荏苒,乡村理发店开开关关,且不断地往城里转移。但老倪一直坚持着,至今还老客不断。“这店关个半天,走个亲戚都不行,就有人找了。”妻子金根芳说。

    8元钱剃个头,还包刮脸、刮胡子。老倪的剃头服务价廉物美。“这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师傅还在做的手艺活儿,年轻的理发师都不做,也不会做了。”当年的乡村剃头师傅越来越少,城里的美发师则越来越多。人们对于美有了更高的追求,这份职业也有了根本的变化。

    老倪边忙着手上的活计,边与我们一道感叹着岁月。他虽一切如意,儿子长大成材,店里生意红火,但他还有份伤感。与他同个年代开店的另两家老店,早已关门,两位剃头师傅离开人世。还有他培养的20多位徒弟,几乎无人从事理发业。“后继无人啦!等我老了,想找人帮我刮个脸是找不到了。”

    裁缝铺:机声渐寂

    耳聪目明的陈奶奶,坐在门槛上等顾客上门,身后是许久没开工的缝纫机

    83岁的陈月华,耳聪目明。夕阳西下时,她正坐在门槛,影子长长的拉在堂屋里。

    浦江县岩头镇后叶村黄家堂屋里摆着三台缝纫机,只挂两件新做的小孩衬衫。儿媳妇李林瑶说,已经多日没人找婆婆做衣裳了,老人在想念过去。

    那是长达数十年的辉煌时光。堂屋里排着十来台缝纫机,20多位学徒跟着陈奶奶学做裁缝。“她被姑娘们围着团团转,一个个师傅长师傅短的,每个徒弟还要收20元学徒费,可吃香了!隔壁村还有人上门,要把她的缝纫机抬回家去,上他们家里做衣服。”李林瑶说。

    陈奶奶从旧梦中醒了,也跟我们聊了起来。老人个子不高,脸色红润,白色的头发用根夹子别着,围着个围裙,清清爽爽的。“我这辈子现在最闲了,以前年夜饭都没时间吃的。人就等着家里,要穿我做的新衣服过新年。”陈奶奶笑着说道。

    陈奶奶14岁学女工,自小手就巧,她手工缝的衣服,长辈们最喜欢。于是,做裁缝的大伯就正式收她为徒,教她裁缝。奶奶没读过书,不识字,大伯就自创了一套量尺寸的方法,用一个个图案表达腰围、肩宽等等复杂的量身问题。

    20岁时,陈奶奶嫁到了后叶村。没多久,黄爷爷就去当兵了。奶奶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,极好的手艺,立刻征服了十里八乡的姑娘媳妇们。黄家也盖起了新房,之后三个儿女出生,紧接着儿女成家立业,陈奶奶凭着手艺给家里带来了极好的收入。

    没有什么会是一成不变的。从每期带20多位徒弟,堂里“哒哒”的踩缝纫机的声音,能够搅乱邻居家的美梦;到现在门可罗雀,奶奶闲着坐在门槛发呆。奶奶说,她老了,时代也变了。

    李林瑶是小儿媳,嫁过来后,就跟婆婆学了一手的缝纫手艺。可现在,她宁愿上街买衣服穿,也不愿动动家里闲置多时的缝纫机了。“就是人懒,她手艺不错的,自己做的衣服穿起来多舒服。”奶奶批评儿媳。儿媳妇不同意批评,说买点穿穿多方便,款式又多又好。

    所幸,乡村的老人没有“抛弃”陈奶奶,他们依然是陈奶奶的忠实粉丝。“老人都习惯穿大襟衫、大裆裤,现在没几个人做得来,只有我会做。”奶奶骄傲地说。可老人老了走了,找奶奶做衣裳的越来越少,奶奶的身影也越显孤单。

    “现在只有几件小孩的衣服,有些人还会拿来。婆婆只收四块钱的做工费,就怕没人上门来做。”李林瑶说。有寂寞有孤单,但奶奶说,她遗憾的是,一手做大襟衫、大裆裤的手艺,没人学了。跟在她身边多年的李林瑶,至今没学会大襟衫的剪裁手法,老人觉得手艺没人继承可惜得很。

    泥壶窑:最后坚守

    尽管已从主业沦为副业,吴家兄弟依然梦想着,泥茶壶业能重振旗鼓

    雨透过屋顶的茅草,“啪啪”地漏着。

    墙是黄泥墙,地是黄泥地。雨季湿润,踩下去还有脚印。“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,有百来年吧,瓦是后来加盖的。”哥哥吴万成在里间说道。弟弟吴万能在外间。他们忙碌在各自的拉坯机上,双手捂着泥坯,机子飞转,一拉一收,一个泥壶就做成了。头顶上,放着一排排刚做好的泥茶壶。

    武义县王宅镇伍仙亭村吴家的泥茶壶手艺是祖传。“我们是江西景德镇人,祖上为了找好的泥料,才一路迁过来的,到这里已有四代了。”吴万能说,离他们二三百米远的水库底,就有上好的泥料。

    以做泥茶壶为生,吴家在伍仙亭村扎下了根。他家的泥茶壶,成了附近乡村消暑度夏的必需品。“就是再热的天,水放在泥茶壶里的,都是清凉的,茶水也不馊。”吴万能说,近百年间,他家的泥壶都很畅销。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靠这手艺,娶妻生子。就在十年前,他跟妻子搭档,每天要做一百多把,两天就要烧上一窑。在那几年,他盖起了三层新房。

    可渐渐的,农村生活条件好了,有了冰箱、空调。黑不溜秋、做工粗糙的泥茶壶,被一把把漂亮美观的塑料壶、玻璃壶取代。“我现在一天只做二三十把,一年也只做二千来把,做多了也卖不掉呀!”吴万能说。

    吴家兄弟姐妹八个,现在只有老三万成、老幺万能在做壶。“兄弟都会,可没销路,没钱赚,他们经济条件好些,就不做了。”眼下,一把壶的批发价只有20多块,从挖泥料到烧好出窑,有近十道的工序,利润微薄。

    这已是武义永康一带最后一个窑口了。吴家兄弟的坚守,也颇为艰难。“现在都是农闲做做的,田里一忙,就到田里干活了。”吴万能说,他们都把泥茶壶当副业了,主业是近十亩梨园、粮田。

    吴万能50岁,他也曾想法子重振泥茶壶,但市场萎缩,泥茶壶易碎难运输的特点,让他十分沮丧。眼看着水库底的泥料逐年减少,吴万能对泥茶壶的未来更加悲观,“泥料做完就算了,反正后辈也没人做了。”

    回城后,朋友得知我去采访泥茶壶作坊,充满兴趣,当即委托我代购壶。她说:“泥壶里自然清凉的水,更符合现代自然环保的风尚。”孰不知,有这样的顾客能否留下即将逝去的泥壶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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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佚名 来源:浙江日报 编辑:中国环境频道打印此文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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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at 2024-05-20 16:20:23, Powered By v3.1.3(MSSQL)